马来西亚农业技术教育的演进：在终身学习、政策支持与可持续发展之间
过去三十年间，农业逐渐告别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印象，受到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驱动系统的深刻塑造。
东南亚地区的变化尤为明显：数字工具、自动化和数据分析，正被引入农业生产与管理的日常运作之中 [1] [2]。正是在这样的转型背景下，马来西亚制定了统一的政策框架，将农业技术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和关键教育议题。《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蓝图》、《2021-2030 年国家农业食品政策 2.0》以及《2030 年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政策》等文件都指向培养一支能够将技术创新与农业实践紧密结合的技术人才队伍。这些政策传递出共同的信号，教育体系、产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应当协同发力，回应日益复杂的现实需求 [3][4][5]。
文章由五个彼此交织的问题展开，共同构成了马来西亚农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蓝图。作者首先关注的是农业技术如何融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正式教育体系；进一步地，将目光投向学习者，探讨农业技术教育为不同年龄群体带来的教育、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意义，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人。文章也分析了政府支持的终身学习举措，尤其关注农业技术如何贯穿人生各阶段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将农业技术教育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议题中，考察其与关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契合度，特别是优质教育（SDG 4）、减贫（SDG 1）以及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 8）。最后，文章将视角延伸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动马来西亚乃至东盟地区农业技术教育与终身学习议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基于 2010 年至 2025 年间发布的政策文件、项目资料、产业实践及相关学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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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在马来西亚教育中的落地
要讨论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中农业技术的实施，首先需要明确塑造其逐步制度化的政策和结构条件。农业技术的整合并非孤立的课程改革，而是农业教育为应对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劳动力需求变化而进行的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追溯马来西亚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解释为何将农业技术纳入正规教育。
历史进程与合理性
马来西亚的农业教育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制定的正规和非正规培训计划，用以传播科学农业知识并支持种植园和农民耕作。这些计划包括初级和中级农业教育，旨在改进耕作方法，并支持殖民时期的农业目标 [6]。独立后，马来西亚农业教育的发展与更广泛的农村发展，及为农业社区和农村学校提供支持的推广服务密切相关。独立初期的发展计划优先考虑农村福祉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教育和农村推广服务，以改善生计和农业生产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的发展战略开始强调创新、技术应用和知识积累在经济转型中的关键驱动力。后续的国家发展规划文件，如《马来西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21-2025》，强化技术在农业和乡村发展中的整合，反映出向知识型农业议程的转变 [3][7]。将以STEM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为重点的国家教育改革与优先发展智慧农业的农业食品政策相结合，为将农业技术纳入课程和培训体系建立了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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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来，马来西亚的农业教育逐步告别了以生产技能为核心的传统培训模式，转而强调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本培养与技能塑造，以支撑农业食品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与技术应用。其中一个尤为显著的变化，是以国家职业标准和技能认证为基础的能力本位培训逐渐成形。这一体系不仅增强了资格认证的通用性，也为TVET路径中的学习进阶提供了更为清晰连贯的通道 [8]。与此同时，国家发展规划不断强化TVET在整体人力资源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提升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重要抓手。培训机构数量随之增长，课程设置也愈发强调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以及学习成果在就业中的实际转化 [9]。
近年来，农业食品政策进一步明确了行业未来竞争力所依托的方向——高技术应用与智慧农业。这一转向使得课程体系中对数字监测、自动化系统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需求日益突出，也对教育机构施加了压力 [10]（图1）。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积累与政策推动下，农业技术的融入开始从宏观层面的战略构想，逐步走向具体而可感的教育实践，并首先在学校教育阶段落地生根。
图 1：过去三十年来马来西亚农业教育的发展
中小学的引入
在中小学阶段，农业技术主要通过以STEM为导向的课程、职业农业选修课程和以学校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引入。农业技术相关内容通常不是作为独立学科开设，而是融入科学、技术和应用学习模块中，强调问题解决和现实应用。《马来西亚教育蓝图2013-2025》明确倡导对STEM和应用技术的早期接触，旨在建立能够支持未来在技术和职业教育路径中进行专业化的基础能力 [3]。
国家层面数据显示，2021年，约有41%的马来西亚中学生就读于STEM相关课程；而在2022年，超过1.7万名学生通过职业学院进入TVET体系，表明面向应用与技术导向学习的制度基础已经相当稳固 [8][11]（图2）。而在实践层面，这一政策取向通过一系列试点项目逐步落地。学校温室计划、农业示范单元，以及由地方政府和合作机构支持的课外创新项目，使学生得以在真实情境中接触农业技术。从基础传感器的使用、水培系统的运作，到小规模自动化设备的应用，这些实践将抽象的课堂知识与可观察、可操作的农业过程连接起来。
这种早期接触正在改变学生对农业的想象，农业被重新理解为一个依托知识、技术与系统思维的现代领域。正是在这一阶段，持续兴趣与进一步深造的可能性得以孕育，为学生走向农业技术相关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打下基础。农业技术教育在高等院校及正式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进一步深化与细分，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发展路径。
图2：马来西亚中等教育阶段的STEM 和TVET 的参与情况
高等与职业技术教育
高校、理工学院与社区学院构成了马来西亚农业技术知识传播、应用研究与高阶技能培养的主要阵地。一些院校正通过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回应农业技术快速演进带来的新需求。
以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UPM）为例，其农业与农业技术相关专业涵盖多个方向：既有强调机械化、自动化、生物系统与精准农业的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本科项目，也有将技术手段与传统农业学科相结合的智慧农业技术理学学士及相关荣誉学位。这些课程强调工程思维与农业实践融合，旨在培养能够应对当代农业生产、装备化作业以及数字化农场管理挑战的复合型人才。课程体系均经过正式认证，并嵌入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的能力模块，为马来西亚正在推进的农业技术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PM）粮食安全蓝图（2024）》
除了综合性大学，马来西亚也设有更具针对性的本科项目。例如，吉兰丹大学（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开设的应用科学（农业技术）荣誉学士课程，强调农业技术的实际应用与产业导向的技能训练，突出能上手、可转化的学习目标。在这些院校以及其他公立大学中，课程内容正不断更新，逐步引入传感技术、精准灌溉、数据分析和自动化等要素，以更好地回应农业部门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而在技术与职业教育层面，理工学院的文凭课程以及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NOSS）对接的TVET模块，也同步嵌入技术导向的能力培养，为学生进入农业技术相关岗位提供清晰路径，并进一步加强教育与产业实践之间的衔接。
在高等教育层面，马来西亚的农业技术教育依托于相对稳定、并持续扩展的制度基础。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农业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人数从2022年的14,083人增长至2024年的15,147人，增幅约为7.6%。从结构上看，公立大学吸纳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而理工学院与社区学院合计贡献了约六分之一的在读规模。这一分布表明，马来西亚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在一个结构相对稳固的高等教育与TVET体系中，由大学与职业院校分工协作、相互补充所推动的渐进式发展 [1][12][13]（图3，4）。
图3：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农业相关领域招生情况（2022 年）
图4：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农业相关领域招生情况（2024 年）
政府激励措施、计划与产业合作
除了制度基础与入学趋势之外，农业技术教育的持续拓展还深深嵌入一套由政策激励、定向项目以及政产学研融合所支撑的运行机制之中。
政策与资金
马来西亚在农业技术领域的政策取向，在《国家农业食品政策2.0（2021—2030）》中得到了清晰呈现。这一政策将技术的战略性运用置于农业食品体系发展的核心位置，并将能力建设、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提升明确为提高生产效率、可持续性和行业竞争力的关键支柱 [10]。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投入和相关部委举措也在持续调整资源配置，将更多关注投向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尤其强调与产业需求紧密相连的技能培养和技术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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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农业技术融入教育与培训体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一方面，教育机构获得明确激励，将技术导向的农业内容系统纳入课程之中；另一方面，公共部门也被鼓励投入示范项目、试点计划和推广活动，把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学习场景与人才培养机会。
Rezeki Tani与关注生计的倡议
以“Rezeki Tani”计划为代表的生计导向项目，正扮演着连接农业支持、减贫目标与基础技能培养的重要角色。这类项目通过提供生计补助、入门设备和短期培训，帮助低收入家庭参与小规模农业及相关产业活动，为其创造更稳定的收入来源。相关培训内容以实用性和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同时在部分举措中引入了基础层面的农业技术要素，例如设施农业的基本应用、简易温室管理，以及对基础传感或监测工具的初步接触 [15]。
“Rezeki Tani”并未将农业技术定位为一种先进或独立的技术路径，而是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技能加投入”方法，将技术培训与物质支持和现场指导紧密结合。这种模式降低了技术采用的门槛，并支持小农户和弱势群体的渐进式学习。这类以生计为中心的举措展示了农业技术相关能力如何嵌入更广泛的创收和社会支持项目中，通过将应用农业技术的获取扩展到机构环境之外，补充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路径。
数字农业技术倡议与公私平台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MDEC）在推动数字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统筹角色。通过MD AgTech等项目，MDEC致力于加快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系统以及数据分析等技术在农业食品领域的应用。这些项目通常与公立大学、科技初创企业、农业企业以及农业推广机构共同实施，连通创新、技能培养与产业应用 [16]。
通过对试点部署、能力建设培训以及共享数字平台的持续投入，MD AgTech 等项目正在构建更贴近现实的学习环境，使人才培养与技术扩散得以同步推进。在这些项目框架下建立的产—学—政协同试验场，为学生、TVET 学员和农业推广人员提供接触田间地头的数字农业技术的机会，同时也为毕业就业、创业实践与终身学习铺设路径。这类公私合作平台展示了一种立体的可能性：先进技术被嵌入真实的生产系统之中，与正规教育体系和生计导向项目形成互补。
少长之间：农业技术教育带来的改变
除了制度结构和政策机制外，农业技术教育为各年龄段的学习者带来了不同的益处，为青年和成人群体创造了机会（图5）。
图5：农业技术教育对青少年和成人的比较优势
青年：就业能力、创新与农村留才
农业技术教育为年轻学习者提供了数字能力、技术素养与解决问题的综合技能，使他们在多种农业相关的职业领域中具备更强的就业竞争力。从农业企业的运营管理，到无人机操作、物联网系统维护等服务型岗位，再到以技术为驱动的新型农业创业 [17]，这些能力正在拓宽青年参与农业的可能边界。马来西亚及相近发展背景地区的研究表明，越早接触融合技术的农业实践，越有助于激发年轻人对该职业的兴趣，农业已被视为一个富含知识、技术与现实经济潜力的现代领域。
除了提升就业能力之外，农业技术教育也在为青年创业打开空间。通过降低进入农业创新领域的门槛，它使毕业生能够在农业食品价值链中识别并创造更高附加值的机会。同时，农业技术在农村地区催生出更多技能水平更高、回报更稳定的技术岗位。这不仅有助于留住本地青年，减少人口外流，也为区域发展带来更均衡的动力，夯实地方经济基础。
成年人：生产力、韧性与收入多元化
对于成年人学习者而言，无论是小农户、农业推广人员、还是投身创业的人群，以短期为主的农业技术培训在提升生产效率与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聚焦实际应用的技术课程，例如基于传感器的监测、精准灌溉以及采后处理技术，已被证明能够有效降低投入成本和采后损耗，同时提高产量与品质，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提升 [18][19]。
除了提高生产力之外，农业技术教育还通过使成年学习者能够采用新的生产方法、进入更高价值的市场以及参与互补的农业服务，支持收入多元化。来自针对生计和推广项目的证据表明，当技术培训与初始物资支持、咨询服务和市场联系相结合时，收入效应最为显著，这凸显了综合培训模式在将技术技能转化为可持续经济成果方面的重要性。
终身学习：融入与成效
在农业技术教育对不同人生阶段具有差异化影响的基础上，由马来政府主导的终身学习框架通过正规、非正规与非正式多种路径，制度化农业技术学习。
2024 年6 月7 日，博特拉大学大礼堂举行的粮食安全嘉年华
当前的终身学习框架
马来的终身学习体系建立在多条相互衔接的学习路径之上。其中既包括学位教育和TVET等正规学习渠道，也涵盖短期课程、推广培训等非正规学习机会，以及通过田间实践和同伴知识交流形成的非正式学习方式。这种学习结构与马来推动终身学习文化的国家承诺高度契合。这一承诺在《马来西亚终身学习文化培育蓝图（2011—2020）》中得到了系统阐述。该文件为不同终身学习主体之间的协同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拓展多样化学习方式、扩大社会参与奠定了制度基础 [20][21]。
该框架的关键支柱之一便是马来西亚资格框架（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MQF）。作为统一的高等后期资格体系运作，它支持教育和培训部门之间的可比性和晋升[22]。马来西亚AQRF参照报告进一步将MQF定位为更广泛架构的一部分，该架构促进各路径之间的流动性和认可，包括学术和技能部门之间的终身学习进阶 [23]。跨路径流动性的核心是对既有学习的认可，在马来西亚通过既有经验学习认证（Accreditation of Prior Experiential Learning，APEL）方式实施，该方式使通过非正式和非正规经历获得的学习能够被评估，用于入学及根据MQF等级授予学分 [24]。
在农业领域，终身性的农业技术学习通过生计项目、公共农业推广服务以及高校继续教育部门等多种渠道展开。这些实践节点将国家层面对终身学习的制度承诺，转化为面向不同学习群体的技能提升机会。
农业技术整合：模式与评估方法
农业技术融入马来西亚终身学习体系，是通过多种相互补充的方式推进的；要确保这些实践真正发挥作用、保持质量、并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明确而可行的评估机制同样不可或缺。
微证书与认证路径
其中一种关键路径，是通过微证书与可叠加的认证体系，以更灵活、模块化的方式传授农业技术能力。诸如无人机操作、基础传感器的安装与维护、数字化农场监测以及精准灌溉管理等技术技能，都可以被拆分为短周期、以能力为导向的学习单元，并配套正式的评估机制。当这些微证书与马来西亚资格框架以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相衔接时，学习者便能够在不脱离工作岗位的前提下，逐步累积被认可的学习成果 [28]。
从评估角度看，微证书路径的成效通常通过多项指标加以衡量，包括基于能力的评估结果、学习完成率与进阶率、既有学习成果认证（RPL）的使用情况，以及微证书能否顺利衔接更高层级的资格认证。在体系层面，评估关注点还涉及在职成人与农村学习者的参与程度，以及用人单位是否将微证书视为具备职业能力的可靠凭证。国际政策层面的经验表明，唯有将这些评估标准系统性地纳入国家层面的TVET与终身学习质量保障框架之中，微证书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公信力，并实现跨情境、跨阶段的可迁移性 [30][31]。
移动示范实验室和区域培训中心
另一种重要的融合方式，是通过流动式农业技术示范实验室和区域化培训枢纽，将学习场景主动送到田畴地角。配备了基础环境传感器、自动化灌溉系统以及数字化农场管理工具的移动单元，能够与理工学院、社区学院和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形成联动，在不同地区展开培训。这种模式回应了地域分散和基础设施不足所带来的现实限制——不再等待学习者走向课堂，而是让实践型培训直接走进农村地区 [26]。
对流动式与区域化示范模式的评估，通常同时关注过程与结果两个层面。前者包括覆盖范围、部署频率、参与者构成以及培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后者则更侧重技能掌握情况、技术采用率以及短期内生产效率的变化。与流动单元形成互补的区域培训枢纽，则承担着师资培养、课程测试与技术验证等功能，为实践提供更稳定的支点。多方发展伙伴指出，在学习者层面和社区层面同时开展系统性的数据收集，对于判断这种去中心化的培训模式是否真正促成农业技术的持续应用并带来可感知的生计改善，至关重要 [4][25]。
短期课程与职业发展项目
第三种模式集中于大学与产业在农业技术领域短期课程和持续职业发展项目的合作。大学可以与农业技术公司、初创企业和行业协会合作，提供混合式或全在线课程，面向推广人员、农业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产业合作伙伴提供最新的技术实践和市场洞察，而大学则确保学术监督、评估公正性及资质认证 [29]。
在这种模式下的评估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和就业结果。关键指标包括雇主满意度、培训后的就业或职位晋升、技能在工作场所的应用以及参与者在持续学习路径中的保留情况。在马来西亚，由数字经济公司协调的数字农业项目支持的试点计划展示了如何通过学习者反馈、雇主参与指标以及关于技能应用和职业发展的后续调查相结合来评估与行业相关的培训 [27]。
农业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角色
农业技术教育通过将技能培养与包容性的经济与社会成果相连接，直接助力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最为直接的是，它通过提供贴近劳动力市场需求、以能力为导向的学习内容，回应了SDG 4的核心关切。与此同时，农业技术教育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增加收入来源，并在农业价值链中创造更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推动了SDG 1和SDG 8的实现，这在农村和高度依赖农业的社区中尤为显著。来自发展导向项目的经验表明，当技术培训不再孤立推进，而是与市场准入、持续的咨询支持以及制度性联结相结合时，农业技术教育在减贫和就业方面所产生的效果更为持久，也更具结构性价值。
尽管农业技术教育在多个层面展现出积极作用，但围绕其发展成效的系统性监测仍显不足。不少现有项目缺乏持续、统一的机制，来追踪参与者的收入变化、就业轨迹以及更长期的生计韧性。若能进一步加强监测与评估实践，例如引入收入跟踪、就业回访，并与既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体系相衔接，不仅有助于提升项目的透明度与问责性，也将为评估农业技术教育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影响，提供更为扎实的证据基础。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政策引导、能力建设与区域协同，在推动农业技术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促成作用。依托终身学习研究所（UIL）和UNEVOC国际中心等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支持马来西亚持续完善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终身学习框架以及可持续发展教育，为农业技术教育的制度建设提供支撑。与此同时，教科文组织所形成的规范性框架与分析工具，也为各国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持、比较视角和区域对话的平台，使农业技术教育能够更好地融入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
在区域层面，教科文组织还推动东盟国家之间在资格认证方面的协调与相互认可，这对于提升农业技术相关技能的流动性、可转移性与社会认可度，正变得愈发重要。
当下的马来西亚农业技术教育，正站在关键的交汇点上。国家层面的政策信号已然显现，从《国家农业食品政策2.0》《2030年TVET政策》到《教育蓝图》，制度框架逐步成形；MD AgTech等产业实践与相对成熟的终身学习体系，也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营造了生态基础。
为使这些试点与探索转化为具有系统影响的长期机制，需要在微证书标准、示范模式推广、产业与TVET衔接，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应的监测体系之间，实现更高程度的协同。如此，农业技术教育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改善青年就业前景，支持成年人持续提升技能，并在减贫与经济韧性建设中发挥更为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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